当将问题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的域境下时，批判的建构主义利用了STS。当这样做的时候，它尝试着用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和域境无涉(context-free)的合理性批判来调和批判理论和STS。这种调和是可能的，因为批判理论将发达工业社会关于控制的合理体系表征为一种偶然的社会成就而不是合理性本身的重要结果。分解这种批判并经验地阐释它应该是可能的。
像现代性理论家一样，STS反对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但它并不大范围地拥抱哲学批判。社会建构主义所提出的关键替代性概念是行动者、非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解释的灵活性和结束(closure)等概念。批判的建构主义将这些概念与纲领(program)、授权(delegation)，以及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演化而来的合作生产等概念相融合。尽管被用来解释特殊的案例，但这些概念给技术官僚的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支持。但此批判与STS理论家们的大多数激进结论，例如技术争论中的对争议者的对称处理，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称，都有冲突。
这一章的开始部分将绘制批判的建构主义与STS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和方法论创新之间关系的地图。接着，这一章将解释我关于处于早期STS学术中心的对称性概念的保留意见。接下来的部分将解释批判的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和方法，以及它的政治含义。在结论部分，我将阐释一个有趣的STS的案例研究，并讨论这个综合理论的方法论含义。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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