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在他关于生态学的著述中回应了他的批评者，认为行动者可以引入新的对象到被考虑的世界中—例如有毒废物和烟雾这些对象。在“集体”制度中讨论的自由保证了对经济或技术官僚统治的抵制。这对于理解诸如环境变化等环境问题是个很好的开端，但是它没有解释肯定者和否定者之间的斗争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政策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的差距。
拉图尔对“批判”和社会理论中的宏观概念的拒绝，剥夺了他处理利益和意识形态在确定对这些问题的立场方面的作用的手段。的确，当能源老板们，例如科赫兄弟(Kochbrothers)调动十亿美金或更多资金来赞助否认气候变化并支持保护他们钱袋的政治候选人时，这些好的老套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显然像在开玩笑一样。①而且，没有宏观概念，他也不能处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洞见—即资本主义在工具合理性的文化一般化中的作用。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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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ns Radder, In and about the World; Philosoph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111 - 112. 拉图尔 最终承认他在通往“马基雅维利式”(Machiavellian)的对成功的肯定上走得太远了。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