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作为“合理性的”，具有明显的不可避免性。假设设备和体系是因为它们“是”什么而做它们所做的，这是一个危险的技术同义反复。为能动性创造空间，技术公民就必须为战胜它而奋斗并获得关于技术领域的偶然性的意识。
民主干预被翻译为新的规则、新的设计，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被翻译为抛弃技术。它们增加了特殊类型的人造物和整个技术领域的新的技术行为准则，就像在能源生产和计算的案例中一样。这是当今的一种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行动主义形式，它限制了专家的自主权并强制他们重新设计世界以代表更广泛的利益。只要STS有助于理解这些运动，那么它就具有进步的政治作用。
由技术官僚意识形态所激起的对不合理社会和合理的技术体系的类似反对在这个域境中没有位置。最终在每个技术和制度发展中流行的设计是合理性的且有效率的框架。效能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它不能在抽象设计中被计算，而只与有偏向设计的特殊的、偶然的需求相关。
一个典型的案例
在这一部分，我提出将批判的建构主义关于偏向、技术行为准则、分层和社会技术合理性的概念运用于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些关键概念缩小了特殊情况和更广泛的现代性的文化世界之间的差距。我选取的案例阐释了一种常见的技性科学争论，在其中，相同的人造物在不同的行动者世界中起着非常不同的作用。在这些案例中，由不同的目标和认知检验所导致的关于人造物的相冲突的阐释可能最终导致设计变化或一个设计被另一个设计所取代。从批判的建构主义立场看，这个案例阐释了作为决策基础的合理化标准的合法性作用，这些决策规定了共同体对其成员的责任。但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规定压制了从属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认知资源、自己的“征服的知识”来对抗它。
第二章 批判的建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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