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现代认识型:大写的历史之发生
青年福柯断言，进入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总体构式中就出现了第二次重要的认识型“突变”(mutation)，即现代性的认识型对古典认识型的历史性替代。这是《词与物》一书下篇的主要内容。以福柯的观点，17—18世纪中起重要文化构式作用的古典认识型此时终结了，并由此致使“一个新的哲学空间(un espace philosophique nouveau)”被开放出来:整理经验的“话语、图表和交换”被替换成“语文学、生物学和经济学”，原来那个以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理论为中轴的古典认识型被以语文学、有机生物学和生产理论的全新现代认识型所取代。此外，这个新认识型的本质是大写的总体历史构序。有趣的是，在福柯讨论李嘉图的生产理论时，文本中竟然出现了与此时居支配地位的认识型权力话语不同的思考逻辑，即从现实生产构序出发建构因果性总体进步史观的唯物主义逻辑。当然，这是一个局部的隐性复调话语结构。对福柯来说，这种状态也只是处于无意识情境之中。
一、萨德的放荡：表象世界的重新颠倒
青年福柯宣称，自18世纪末开始，随着古典认识型的终结(lafin)，支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整体的那个表象的有序世界被颠倒了。他甚至十分具体地指认说，“这个颠倒(renversement)发生在萨德的时代”，就在此时，表象的话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或者说，资产阶级古典“话语的构序发现了自己最后的界限和规律”[1]。与巴塔耶和拉康的爱好相近，福柯也疯狂地迷恋萨德的作品及其怪异的思想表达。依福柯之见，萨德的“放荡”原则的本质就是表象之序的消解。这正像前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在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位置”,萨德的《朱斯丁娜，或喻美德的不幸》(1791)、《朱丽埃特》(1796)在近代文化发端之处起到了吹响召唤走向新纪元的号角的作用。这是极高的历史评价了。在这里，“不再是表象讽刺性地战胜相似性，而是由欲望之晦涩而生出的强力反复地拍打着表象的边界”。这是一个相似性一表象一强力之间的断裂带。福柯说，正是萨德的故事“结束了古典时代，恰如《堂吉诃德》打开了这个时代一样”[2]。这样的文学隐喻是福柯擅长的讲述方式。他乐意借由画境和文学诗句的隐喻来做出深刻的断言。我同意杨凯麟博士的如下评论，在福柯的这一文本中，“塞万提斯、萨德或阿铎不仅是某一知识型所模铸的文学作者，委拉斯开兹也不仅是某一历史分期里的宫廷画家，而是反之，他们一再被视为决断知识型的门槛或指针，其在考古学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林奈、马克思或尼采”[3]。然而，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转向政治实践的福柯更多的话语依托从文学隐喻转向了历史档案和文献考据。可是，我们即将面对的悖论在于:萨德打破了表象的有序，但他释放出来的欲望背后的生产强力之序却更加坚硬。准确地说，是资产阶级欲望呼唤出来的强大的生产构序新世界。这个生产构序，在马克思那里就叫物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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