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青年福柯在指控我们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错了，因为这个经验幻觉正是过去全部连续性总体历史观的经验基础:历史必须是连续的，为的是保证主体的统治;相应的是同种连续的主体性和一种超验的目的论则必须贯穿于历史之中。主体的统治、超验的目的论，正是建构连续的总体历史观的基础。这也是他不久之后将要在《认知考古学》中直接批判的对象。但是，我们如果超出这种幻觉，将会获得什么？福柯给出的答案是：非连续性的匿名的认知(le savoir)。“认知,作为科学出现于其中的历史场(champd'historicité),无涉于任何构成活动(activité constituante),无关于指向一个起源或历史超验目的论的任何指涉，丝毫不依赖于奠基性的主体性(subjectivitéfondatrice)。”[32]请注意,这是福柯对savoir(认知)概念的重要重构,savoir不再是死去的概念、理念和范畴的知识(connaissance)体系，而是一种在话语实践意义上的场存在。这正是他很快要在《认知考古学》中要认真面对的事情。
杀死主体，消除起源和目的论，解构各种有意图的建构活动——我们面对历史，只不过是匿名的科学认知在历史场中遭遇各种已经僵硬的历史档案，必须通过重新激活其中沉睡的话语事件，才能努力寻找到话语塑形和曾经发生的话语场境实效—而这，就是科学考古学的主要任务。真不知道，当时那些青年学生是不是看懂了福柯的这种复杂的学术太极。
我得承认，福柯关于反对历史超验目的论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用认知场的突现取代“历史、技术、发现、制度和人类工具”这些客观实践构序出的“事物的有序性”却仍然是观念优先的。这说明此时福柯的思想构境中的方法论还没有根本跳出隐性唯心史观。
注释
[1]此书出版不久,萨特主编的《现代》杂志就发表了两篇重量级的批评文章，指责福柯的《词与物》是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年底，萨特在《拱门》(LeArc)杂志也发表讲话，称福柯是想“建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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