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从档案的总体性上看，它是不可描述的(descriptible)”[8]。从上文的分析看，在“历史先验”和“复式关系”之类的表述中，我们已能感到青年福柯的这个新的档案范式肯定会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和把握的当下建构的场境存在一类的东西。所以，它们不可能在死亡的文字和物性遗物中被直观。也由此，青年福柯告诉我们:一方面，我们永远不可能透彻地描述某一种社会、文化或者文明的档案，也不可能描述一个时代的档案。这是由于，所有档案的建立都是经过意识形态栅格化的，统治者只会留下对自己有利的物证。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描述自己的档案，原因是，我们总是在某种先在的“规则的内部”谈论档案的。当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所有档案的本质都是差异(différence)。福柯在此书中30次使用différence一词。档案的生成就是与原话语构序—构式实践发生的存在论差异，当建构性的当下话语实践成为档案时，即不再是它自已。这是极为深刻的指认。
档案的描述是在刚停止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的基础上展开它的可能性(possibilités,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生存的界限(seuil d'existence)是由把我们同那些我们不再可能说的东西和将我们同我们话语实践之外的东西隔开的那些断裂建立起来的；它始于我们自己语言的外形；它的地点是我们的话语实践的差距(l'écart)。[9]
正是这种存在论上的历史差距把我们从那种虚假的连续性历史中分离出来,它消除了时间上的虚假同一性,中断了“先验目的论(téléologiestran-scendantales)的连续过程”。福柯正是这样从学术研究细节的微观操作上实现自己对目的论式的连续历史观的拒斥。更重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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