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福柯说,他用考古学划定的这一研究领域恰恰就是过去人们标识为“观念史”的空间。在他看来，新的考古学既不是古物和遗迹的考证，更异质于整个传统观念史(l'histoiredesidées)中那种着眼于目的论的连续性研究范式。考古学恰恰拒斥“唯物主义”、“辩证法”、“本原”、“存在”和“真理”等一些概念从古到今的演变史研究，它着眼于断裂中对每一个概念历史情境的关注。青年福柯明确指出，由于他的新考古学的出发点是寻求“话语的断裂(scansion dudiscours)”，所以这种研究的根据不再会是完整的“作品、作者、书籍或者主题”等传统的连续体，而是处在差异性构境中的“话语实践”和“言说场”背后的话语构序和塑型之档案的重新激活。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称自己的考古学为“错位(décalé)的分析方法”，在法文中，这个décalé有与现实错位和脱节的意思。这种错位分析的考古学“不是在时间中，而是根据对象所处的地位来进行分析”；“不是在演变中研究思想史，而是从思想的底下研究这样那样的物怎样成为认知之可能的对象”。[18]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关于“福柯的认知考古学继承的是巴塔耶的异质学(Heterologie)”[19]的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哈贝马斯对福柯考古学的具体理解却流于肤浅，他竟然基于传统认识论视域而将福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指认为“隐匿着的意义基础，关注的是需要费力气挖掘的基础结构”[20]。这个指认是十分荒唐可笑的。故而，新的考古学将起用“一整套”古怪的器具，或者说弄清楚这个长期以来被冠之以“观念史研究”之名的领域中真正发生的事情，“必须使用全新的方法和测定手段”。青年福柯不无得意地自诩,为此，“我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概念(话语塑形、实证性、文献),我划出了领域(陈述、陈述场、话语的实践)”[21]。新概念系统与新的研究平台，这里的关键话语改变是功能和凸显建构性的塑形、场与实践。当然他也承认，新考古学所面临的工作将十足艰巨。这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青年福柯宣称，自己的考古学研究与传统观念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有四个重大的原则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中关于新事物(nouveauté)的确定。考古学的对象不再是观念史中那些围绕在主体周围的被凝固化的“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而是曾经在某个当下建构和解构的“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desrègles)的实践”[22]。话语不是死去的史料,不是符号背后的本质，话语之考古的实质是作为被重新复构和建树(monument)的话语。比如关于红色五月风暴记载史料之考古研究，并不是要指认几个人物和暴力事件，而恰恰是要重构出当时导致运动爆发出来的隐性话语实践场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评论福柯的考古学“从某种角度上说总是现在时”[23]。虽然这个“现在时”不可能直接等于1968年彼处的“现在时”。在这个构境层中，考古学的对象总会是激活档案中话语重构的新事物。二是关注非连续性和差异性的矛盾(contradictions)分析法。考古学不再致力于发现传统观念史中那些连续的和把历史事件联贯起来的“同一性”、“一致性(de cohérence)”和“内聚力”之类的东西，而是关注在矛盾和不同差异性构境中出现的“话语的特殊性(spécificité)”。它不再做作地建构观念史中那种走向光明和胜利的科学或者文化的“光荣经”(doxologie)，而恰恰要对那些被主流目光所忽视的不直接在场的话语方式本身作出差异分析。光荣经是一种力量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亮史，而考古学则是走向历史记载黑暗中的沉默差异和不语的矛盾。比如将“五月风暴”视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胜利的做法与全新异质性社会运动(没有目标的“蔷薇花革命”)的差异。三是与主体性霸权意识相反的微观性的特殊描述。考古学不再试图建立一种之于研究对象的主宰(souveraine)状态，而是要微观地刻画话语塑形的“个体化”(individualise),“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types et des règles depratiquesdiscursives)”。从抽象和一般走向微观的个别，正是这种态度，才会使福柯有可能走向对沉默史实的特别关注(如疯子、麻风病人和流浪汉等边缘群体的生活)。四是转换的测定。考古学也不试图重建人们言说时那种瞬间发生的本己性所思所感，它“只是一种重写(réécriture):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的调节转换”[24]。重写不是对原构境层的还原，而只是转换。
第八章 认知考古学:活化的话语档案与断裂的谱系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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