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corps-arme)、肉体—工具(corps-in-strument)、肉体一机器(corps-machine)复合。这是要求肉体仅仅提供符号或产品、表达形式(formes d'expression)或劳动成果的各种支配方式中走得最远的一种。权力所推行的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运作结构(construction del'opération)的准则。因此，惩戒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的功能看上去与其说是简化不如说是综合，与其说是剥削产品不如说是与生产机构建立一种强制联系。[55]
请注意，上述这一段讨论其实正体现出福柯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的一种很深的构式论差异对比:与马克思看到资本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的经济剥削不同，福柯看到的是在生产机制中发生的某种改变，即劳动者在自身的生产过程中被劳作的“动作结构”塑形化的权力支配，在他看来，在肉体一机器的塑形过程中发生的奴役似乎比马克思看到的那种外部经济关系控制更深层、更不可抗拒。在这一点上，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比岱的一个评论值得我们深思：“福柯比那些在他之前、在韦伯之后的思想家更深刻的是，他显明了现代政治理性不仅系由市场形式’发展出来，而且由组织形式’发展出来。他在医院、监狱、学校、军营、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活动等领域中探讨了那些含糊不清的理性，不断以新的方式提出，彼此关联的各种知识权力’的问题(它同时也和其他领域如性和疯癫有关系，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和市民社会、生产方式和国家的概念是不同的)。这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对于马克思的补充’，因为，通过知识—权利的方式研究治理问题，福柯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对象、一个新的研究领域。”[56]这个分析中的基本要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还需要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福柯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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