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先是仔细解析了17世纪末西方社会中有关瘟疫期间执行隔离和监控的法令。他觉得，如果说西方近代以来“麻风病人引起了驱逐风俗，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大禁闭’的原型和一般形式，那么可以说，瘟疫引出了种种规训方案”[27]。你看，规训方式在福柯笔下突然就成了瘟疫防控的结果。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构境意向，从现代性生产机制构式而成规训权力到疾病防治方式中的规训塑形，这之间没有任何情境过渡，而是简单的断开和另起构境突现层。这是一种随意的视位转换上的任性。福柯不无得意地继续发挥，正是在处置瘟疫的这种临时性的隔离和监视中，悄然生成了一种新的规训方式的微缩模型:在特殊的封闭、隔离病人的物理空间中，“每个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权力根据一种连续的等级体制统一地运作着”，并且，此处的瘟疫隔离中生成的规训构序借助一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权力”，确定了每个人的位置、肉体、病情、死亡和幸福，从而“确保权力毛细渗透功能(fonctionnement capillaire)的完整等级网络，管理控制甚至深入到日常生存的细枝末节(fins détails de l'existence)”中。28福柯的意思似乎是说，正是在这种瘟疫隔离中，规训的权力第一次在日常生活中像为人体供应血液的毛细血管般发挥作用。这个遍布社会机体全身的毛细血管式的权力比喻，后来成为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福柯将上述现象指认为一种十分“精细的分割策略”，并预言它将突变成一种全新的社会规训权力模式—全景敞视。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这只是一个故事性的导引，福柯要让我们顺着这种感性的历史线索进入到他想着力标识的全景敞视监狱建筑。
最重要的分析是从边沁[29]的全景敞视建筑(panopticon)[30]开始的。这又与前述瘟疫防治方式没有直接的关联，它更像一个新的规训例证。当然，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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