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这本书的写作同样是规划写作中的意外副产品。在完成《回到海德格尔》第一卷之后，我必须得让自己从海德格尔那种压迫人的呼吸困难情境中逃走，这是避免自己思想迷乱的唯一办法。所以，我重新回到了相对比较轻松的当代后马克思思潮的研究。
按照2007年开始的新的译介计划，我们准备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关于朗西埃、巴迪欧、维利里奥、阿甘本、齐泽克、斯蒂格勒和斯洛特戴克等人的欧洲激进思想家系列丛书，因为蓝江博士已经在重点研究巴迪欧的思想，所以我先选择了朗西埃和阿甘本。可是，在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在这两个人的思想构境和演变进程中都感到了福柯无所不在的影响。特别是阿甘本，他干脆就直接将福柯的整个方法论和后期生命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构境前提。为此，我不得不重新阅读十几年前曾经自认为是认真看过的福柯。这一看，结果是又掉进了“危险的福柯”的话语事件之中。
十多年前我阅读的福柯，主要是他的《词与物》和《认知考古学》的汉译本。作为一种新的思考方法，我赞同过他提出的思想史中的非连续性观念，这正好又与我熟悉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相关。这一特殊的方法论构式直接影响了我“回到马克思”的重新解读。这一次再读福柯，预期的思考重点是他“晚期”的生命政治哲学。为此，我不得不认真将他的东西从头至尾再精读和重新思考一遍。好在，在我离开福柯的这段时间里，又有一大批他的重要文献从法文译成了中文，并且，在关于福柯思想史研究方面，除去原来我就很喜欢并受益良多的刘北成教授的《福柯思想肖像》以外，又多了一本多斯的《结构与解构》。更重要的是，汪民安教授在这些年中，先后出版了多部福柯的评论文集和研究专著，必须承认，他算是国内关注福柯和法国当代激进思潮的专情如一的重要学者。正是在我第二次阅读福柯的时候，有机会在北京与汪民安教授一起讨论阿甘本的译著问题，他向我建议，应该认真思考福柯对整个当代欧洲哲学的影响问题。在他看来，福柯是当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而我作为国内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人物”应该“做福柯”。应该说，他的真诚多少打动了我。当然，更多是基于我自己当下朗西埃和阿甘本学术研究的内驱力，于是我下决心认真做一下福柯。加之，在我们已经初步建成的大型经典学术著作原文文献数据库中，福柯的法文文献已经全部做完，这使我有可能在阅读中文译本时，努力将所有福柯法文文本的关键词全部认真对着字典一个个重查重思一遍。感谢汪民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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