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是在后来的《认知考古学》一书的最后，他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认识型的规定。在那里，青年福柯指认认识型是“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层次(niveau des régularités discursives)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l'ensembledes relations)”[45]。显然,较之《词与物》，福柯这里的认识型概念已经发生了某种改变：一是功能性的话语实践已经取代了“词”，二是有关关系整体的视域深化了先前过于简单的词与物之间的构序。在青年福柯看来，认识型的研究是开放的，它的目的不是重建某一时代中所有认知所遵循的公设系统(systèmede postulats),而是要“贯穿关系的不定场所(champindéfini)”。
它是由区分、差距、巧合组成的极差灵活的整体，它们组建起来又拆散。另外，认识型作为科学、认识论形态、实证性和话语实践之间的关系的整体，能使人们掌握在既定时间内强加给话语的约束性的界限的规则。[46]
认识型不是某种现成在手的工具，而是贯穿各种关系的不定场所，它是一种强加给话语实践建构和解构的功能关系整体，正是这种不同的关系整体构式出不同时代的世界图像。
当然，作为功能性关系之整体的认识型并不是我们可以直观到的东西，“它是在话语实践的实证性中使认识论形态和科学成为可能的东西”[47]。话语实践、关系整体，这些都已经是福柯在《认知考古学》中生成的一种新的认知构境面了。在这里，福柯指认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认识型并不是可见的事物，特别是对于一个特定时代中的主体来说，他们恰恰是无法自觉辨识和规制整个当下文化的认识型的。怀特曾经这样重述福柯之见，即“对于一个尚在一个时代的认识型引导下工作的人来说，他是不可能完全知晓这个认识型的”[48]。这可能是对的。
在青年福柯考古学的透视之眼中，西方16世纪以降的近代历史呈现了由不同的认识型生成的“两个巨大的间断性(discontinuités):第一个间断性开创了古典时代(l'âgeclassique，大致在17世纪中叶)，而第二个间断性则在19世纪初标志着我们的现代性(modernité)的开始”[49]。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用问题式去发现马克思思想史中的人本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的“断裂”一样，这个“间断性”是巴什拉那个“认识论断裂”的变形。此间的discontinuités也可译作非连续性。福柯在此书中9次使用这个discontinuité一词。它也是15年前对我写作《回到马克思》一书产生巨大影响的观念之一。此处有4个需要明确指出的重要的理论质点:其一，认识型是16世纪以后的社会文化构式的决定性因素，青年福柯从未谈及此前的社会构式形式。那么也就是说，认识型本身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特定的历史性的产物。其二，此时青年福柯的历史观是典型的文化观念唯心史观，他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将历史构式的基础确认为文化观念的功能性认知结构认识型。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辨识的。在这一点上，正是福柯在反对萨特的实践构式论。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专门说道：“事实上，我是在同一个平面上，根据同一种同构性(isomorphismes)来研究实践、制度和理论的，我寻找的是使这些实践、制度和理论成为可能的那种潜在的认知(savoir)，那种历史地构成(constituant ethisto-rique)这些实践、制度和理论的认知的地层(couche)。与试图从实践惰性(practico-inerte)的观点来解释这种认知相反，我试图从人们可以称之为理论—能动’(théorico-actif)的立场来阐述一种分析。”[50]实践惰性是萨特的人学辩证法，而福柯则是认知结构—认识型的理论能动和先在。在这里，倒是福柯再一次退回到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评的唯心主义的能动性。其三，青年福柯指认了一种新的非连续性的历史观。我想，他在这时并不仅仅只是指认了一种欧洲文化史观，而是试图建构一种面对整个世界的全新历史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后来在《认知考古学》中生成一种全新的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史学理论。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是:青年福柯历史观中存在欧洲中心论残余。关于福柯的这一盲点，在后殖民语境中的萨义德的见解是深刻的：“他最明显的盲点，就是他对基本上局限于法国的材料与他得出的表面上普遍的结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毫不在意。……仿佛历史本身只是在一群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中间发生。”[51]这个判断完全正确。
第一章 暴力性构序:对客体的存在论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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