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就是捍卫阶级权力的不间断任务的现代实现：将劳动者维持在原子化状态，因为都市生产条件将他们危险地集中在一起。为对抗这种可能遭遇的各个方面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将在城市规划中找到其特有的领域。所有已建政权的努力，从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开始，为了增加维持街道秩序的手段，最终都在取消街道的努力中到达顶点。“随着远距离大众交际手段的出现，人口的隔离显示为一个更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刘易斯·芒福德①在《城市发展史》中见证并描绘了一个“从今以后处于单行道的世界”。然而隔离的普通运动，即城市规划的现实，也应该包括一种有控制的劳动者的重新融入，并且依据生产和消费的可规划需求。融入体系的工作必须重新抓住被隔离的个人，把他们当作整体隔离的个人：无论是工厂或文化之家，还是度假村庄或“住宅楼群”，都为了这种伪集体(pseudo-collectivité)的目的而专门组织起来，这种伪集体也在家庭细胞中陪伴着被隔离的个人:景观信息接收机的普遍使用，使得个人隔离充满了主导的图像，而仅仅通过这种隔离，这些图像便获得其全部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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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新的建筑，在从前任何时代都是用来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如今却直接保留给穷人，这是第一次。这种新型的住宅经历表现出的形式贫困和巨大扩张，整体上来自它的群众特点，这种特点既出自住宅的用途，也出自现代的建筑条件。权威的决定，即在抽象的土地上抽象地治理领土的决定，它显然位于现代建筑条件的中心。同样的建筑出现在所有地方，在那里开始了这方面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像是适合某种新的社会生存类型的土地，必须在那里站稳脚跟。就像在热核武器或出生率问题上那样清晰已经达到某种操纵遗传的可能程度在社会的物质权力增长中已经跨越的门槛，还有该权力的有意识统治的落后，都展开在城市规划中。
第七章 领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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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1895—1990)，美国史学家，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和城市规划史研究，著有《城市文化《城市发展史》《技术与文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