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所有者，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通过与农民阶级的暂时结盟，它首先在内部保证了自己的政权。它也从外部保卫了这个政权，通过使用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的工人士兵，让其充当俄国外交的补充力量，以便破坏任何的革命运动，还支持一些资产阶级政府，想在国际政治中(1925一1927年中国的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等)得到某种支持。但是官僚社会必须通过对农民阶级实施的恐怖去继续它自身的完成，以实现历史上最为粗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工业化揭露了官僚制度的最近现实：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在布鲁诺·里兹①的理解中，极权官僚阶级不是“历史上最后的所有制阶级”，它仅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替代性统治阶级。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一个简化的亚产品(sous-produit)所替代，它不太多样，而且集中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中。这种统治阶级的不发达形式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表达方式，而其前景仅仅是追赶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迟缓。正是工人政党，按分离的资产阶级模式组织的政党，向额外的新版统治阶级提供了国家等级的环境。安东·西利加②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做了这样的记录：“组织的技术问题曾经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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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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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鲁诺·里兹(BrunoRizzi，1901—1977)，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苏联：官僚集体主义世界的官僚化》。
②安东·西利加(AntonCiliga，1898—1992)，克罗地亚政治家和作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令人困惑的谎言之国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