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依靠超越理性视界的彻底的理性批判，建立起了权力理论的现代性概念。这种理性批判具有某种诱逼性，因为它至少含蓄地乞助于来自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尺度，为此，尼采让趣味—“是否合乎口味”——作为真和假、善和恶之外的认识工具而粉墨登场；但尼采无法使审美判断所保留的尺度合法化，因为他把审美经验远古化，并且没有把因现代艺术而尖锐起来的价值评估的批判潜能看作至少在论证程序上与客观认识和道德认识息息相通的理性环节。审美作为进入酒神精神的途径，更多地被设定为理性的他者。因此，权力理论的去蔽，陷入了一种自我关涉的极度尴尬之中。反观《悲剧的诞生》，尼采承认他年轻的时候试图“用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将科学植于艺术的土壤”①，这样做有失单纯和笨拙。但即使是到了晚年，尼采也未能澄清何谓有根有据的意识形态批判。②他最终在两种策略之间踯躅不定。
一方面，尼采希望从艺术的角度对世界加以考察，他的这种考察使用的是科学手段，并且贯穿着反形而上学、反浪漫主义、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历史科学理应能够避免真理信仰的幻觉，因为它是为权力意志哲学服务的。③然而，权力意志哲学的有效性反而又成了这门历史科学的前提。所以，另一方面，尼采必然要坚持认为可以进行一种形而上学批判，既揭示形而上学思想的根源，又不放弃自身的哲学地位。尼采宣称酒神是哲学家，他自己则是这位从事哲学研究之神的最后一位真命传人。④
① 尼采：《全集》，第1卷，第13页以下。
② 参阅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全集》，第5卷，第398—405页。
③ 尼采：《全集》，第12卷，第159页以下。
④ 尼采：《全集》，第5卷，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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