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这种理想化假设的作用，同样可以在相同事实所导致的后果中看得清清楚楚。由于语境是变化的，可以向任意方向延伸，因此，同一部文本也就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正是文本自身使其无法控制的效果历史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可贵的解释学观点，然而，由此并不会得出德里达故意带有悖论的观点：任何一种解释难免都是一种错误的解释，任何一种理解难免都是一种误解。卡勒对“任何阅读都是一种误读”这一命题做出了如下论证：
如果一个文本能被理解，原则上它便能被不同的读者在不同的场合下重复理解。当然，这些阅读或理解行为是各不相同的。它们涉及修正和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无伤大雅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个较其倒置更为可信的形式中，理解是误解的一个特殊例子，误解之一特定的偏离或确认。正因其为误解，故其疏忽也无伤大雅。①
然而，卡勒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只有当所有参与者都坚信能够真正达成沟通，而且在沟通过程中他们赋予同样的表达以同样的意义时，理解过程的创造性才不会受到质疑。正如伽达默尔所指出的，解释学试图努力克服时间差异和文化差异，并一直都把一种可能实现的共识作为行动指南。
在日常交往实践的决断压力下，参与者依赖的是一种协调行为的共识。解释越是远离这种“关键环节”，就越是可以真正摆脱关于达成共识的理想化假设。但它们永远也无法脱离这样一种观点：根据一种在理想中实现的共识，肯定可以对错误的解释做出彻底的批判。解释者并没有把这种观念放到他的对象身上。相反，他以一种参与观察者的完成行为式的立场，从直接参与者那里获得了这一观念，而后者只有在主体间赋予同一意义的前提下才能做出交往行为。所以，我不想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实证论来反对德里达的观点。并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实践在决定文本或命题的意义。①相反，语言游戏之所以发挥作用，仅仅是因为它们预设了超越一切语言游戏的理想状态，作为实现沟通的必要条件，这些理想状态带来了一种可以根据有效性要求加以批判检验的共识的视角。语言在这些限定条件下运作，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接受检验。在日常交往实践中，行为者必须就世界中的事物达成沟通，但日常交往实践自身却面临着自我证明的压力，也正是理想化的假设才使得这种自我证明成为可能。而有了日常交往实践当中的自我证明压力，“常规的”语言运用与“寄生的”的语言运用才会像奥斯丁和塞尔所主张的那样区分开来。
①《论解构》，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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