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形是当人们就所想要的东西几乎达成共识，并正在商谈如何以最佳的方式获得时碰上的。在这种情形中，无需去谈论任何非常陌生的东西，因为争论一般是涉及断言的真实性，而不是词汇的效果。另一种情形是任何事物在其中都可立即得到在其中，讨论的动机与术语是争论的核心主题…在这些阶段，人们开始对旧词进行翻新，插入偶然性的新词，由此锻造出一个新的用法，这一用法起初引起对它的关注，然后才开始投入使用。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经过语言学转向的生命哲学所具有的尼采式的激情是如何遮蔽实用主义的冷静洞察力的。在罗蒂所提供的图景中，语言揭示世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过程，它在内心世界的自我证明过程中找不到对应面。交往行为者的“肯定立场”和“否定立场”早就被语境预定了，在修辞上则遭到了否定，以致在衰竭阶段出现的失范只能表现为生命力衰退的征候，表现为类自然的过程—而不是表现为错误地解决问题和无力回答问题所导致的后果。
内在世界的语言实践从超越一切现有语境的有效性要求中获得了其否定力量。然而，具有生命哲学背景的语境主义的语言观念，丝毫也没有受到反事实因素的实际影响，而这种实际影响表现在交往行为的理想化前提当中。因此，德里达和罗蒂也就忽视了从日常交往中分离出来的话语的真正地位，这种话语针对的是各种不同的有效性层面(真实性或规范正确性)，以及各种不同的复杂问题(真实性问题或正直性行为)。围绕着这些论证形式，现代社会中形成了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和法律领域。相应的文化行为系统掌握着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和艺术研究、文学研究掌握着揭示世界的力量是相似的。由于德里达把语言的这一种功能—诗性功能—过度普遍化，所以，他再也注意不到规范语言的日常实践与另外两个沿着相反方向分化开来的超验领域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世界和解决问题是紧张的两极，存在于日常语言的功能系统当中；而艺术和文学以及科学、道德和法律则专门针对经验和知识类型，这种经验和知识类型只有在一种语言功能领域和一种有效性维度当中才能形成并得到加工。德里达从整体论出发，把这些复杂关系一刀切，其目的是要把哲学和文学以及批评等同起来。他未能意识到哲学和文学批评各自作为专家文化和日常世界的中介所具有的独特地位。
① 罗蒂：《解构与圈套》(Deconstruction and Circumvention)，手稿，1983;也请参阅其《实用主义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Minneapolis, 1982，特别是该书的导论和第6,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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