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科试图抛弃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时间意识(a)。他想打破当下的优先性。在未来问题的压力下，当下显得非常突出，在自我陶醉过程中与过去建立起联系。福科对一种历史写作的在场主义进行了清算，因为这种历史写作并未超越其解释学的发生语境，而对长期以来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同一性加以确证。因此，谱系学不应当去寻找起源，而是要揭示话语形态的偶然性开端，分析实际发生历史的多样性，消除同一性的幻象，特别是消除书写历史的主体自身及其同代人所幻想的同一性：
正是从灵魂假装是统一的，或自我编造一种同一性的地方出发，谱系学家开始研究那一开端……对血统的分析，促成了对自我的拆解，在这个空洞的综合之处，代之以大量稍纵即逝的事件的繁衍滋生。①
由此也就导致福科在方法论上告别解释学(b)。新的历史学不是利用理解(Verstehen)，而是利用解构和消除效果历史的语境——这种语境假定性地把历史学家与一个对象联系了起来，而历史学家为了从中重新发现自我，与对象处于沟通之中：
我们必须把历史从图像中解脱出来……由此它找到了自己的人类学证据：这是一种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集体记忆，……其基础是历史文献，目的是要唤醒人们的记忆。②
① 福科：《尼采、谱系学、历史》(F. Nietzsche,Die Genealogie, die Historie')，载其：《论知识的颠覆》，第89页。
② 福科:《知识考古学》(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 am Main, 1973,第14页及下页。
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