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历史旨在重建一种文化的整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原则和精神原则，一个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能够阐明这些现象的凝聚力的规律，人们常常形而上学地称之为时代“风貌”。①
相反，福科从年鉴学派的“有序历史”概念那里借用了结构主义的发展观念，用以处理非共时性系统历史的多元性，并根据远离意识的标志来建立其分析单元，至少是抛弃了一种假定的意识在做出综合活动时所使用的抽象手段，也就是说，放弃建立总体性。②这样也就排斥了调和的观念，这是历史哲学的一份遗产，而发轫于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不带任何成见，依然把它当作资源。任何一种历史学都会遭到断然拒绝：
只要这种历史学试图把时间的多样性引入一个封闭的总体性；只要这种历史学在一切推延之中看到了和解；只要这种历史学从终极世界的角度看待过去的一切。③
这种历史学没有摆脱人类学思想和人文主义的基本观念，从福科对这种历史学的解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似乎带有先验色彩的历史主义的轮廓。这种历史主义既继承又超越了尼采的历史主义批判。由于福科把历史解释学意义理解的对象理解为建构的产物—理解为一种用结构主义方法把握的基本的话语实践的对象，所以，他的激进的历史学具有微弱的先验色彩。旧的历史学探讨的是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所揭示出来的意义总体性，这样就会忽视话语世界的构成因素。只有考古学才对话语实践追根溯源，认为事物从内部看虽然是一个总体，从外部看却不过是一个特例，或许还会是别的东西。参与者把自己看作是主体，根据普遍有效的标准而与一切对象建立联系，但无法超越自身世界的视野；考古学家则不然，他们从外部接近对象，并把这种自我理解悬搁起来。通过追溯话语的构成原则，考古学家弄清了各种不同话语领域的界限；也就是说，话语领域的形式是由无意中被当作异质因素而排斥了的成分来加以界定的由此看来，话语的构成原则也发挥一种排斥机制的功能。正是那些从话语中排斥出去的因素，使得话语中普遍有效的、即话语所特有的主客体关系成为可能。就此而言，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继承的是巴塔耶的异质学(Heterologie)。福科和巴塔耶的区别在于冷酷的历史主义，即便是统治权的前话语参照系在它面前也变得异常透明。如果说，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精神病学所使用的“疯癫”一词很少提供一切疯子话语中真实而潜在的经验的话，那么，理性的他者，作为遭到排斥的异质因素，也很少能够充当前话语的主体，告诉我们失去的源头很快就会再次出现。①
① 《知识考古学》，第19页。
② 霍内格：《福科与有序历史》(‘M. Foucault und die serielle Geschichte'),载：《水星》36,1982,第501页以下。
③《论知识的颠覆》，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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