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放弃知识型概念。
(2）如果说福科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亲和性成问题的话，那么，福科与结构主义之间的亲和性也是有问题的。对于那些“不想通过人类学化而实现形式化、不想通过解神秘化而实现神话化的人”，即所有捍卫“骗人的和笨拙的反思形式的人”，福科在《事物的秩序》中想报以一种哲学式的开怀大笑。①福科这样做，让我们想起查拉图斯特拉的笑声，他试图把所有那些“不想思考他作为一个思考的人所要思考的东西的人”从人类学的睡梦中惊醒。②可见，福科当时还认为，只有当代结构主义(如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种学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能够思考“消失的人的空洞性”。福科最初打算给这本书取一个副标题，叫“结构主义考古学”，但这绝没有什么批判的意味。然而，一旦结构主义暗中已经为描述符号学表现主义的古典知识形态提供了模式，福科的视角也就必然要化为乌有。③这样，结构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克服，也就并不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超越，而不过是对古典时期原始结构主义知识形态的一种更新。
（3）福科在研究人文科学发生时所使用的仅仅是知识考古学的手段，这就最终给他制造了尴尬。如何才能把这种对科学话语的分析与早期著作中对相关实践的研究结合起来，而又不会对自成一体的知识形态的自足性造成危害呢？福科用《知识考古学》(1969)的考察方法探讨了这个问题。在这本书中，福科并未形成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而是倾向于把话语凌驾于奠定其基础的实践之上。按照结构主义的要求，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必须严格从自身出发来获得理解；而要想满足结构主义的这一要求，建立话语的规则就必须让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基础。根据这样一种观点，有了话语，技术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才组成一个实践的功能网络，而实践随后便会进行话语的再生产。
① 福科：《事物的秩序》，第412页。
② 同上，第388页。
③ M. 弗朗克指出，福科没有系统地论证表现模式的优先性，请参阅其：《何谓新结构主义?》( Was heißt Neostruktualismus?),Frankfurt am Main, 1984,第 9/1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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