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福科自己的分析，这些模式依旧没有摆脱古典的或现代的知识型。谱系学的历史写作清除了自我调节话语的自主性以及普遍知识型的时代顺序。从不偏不倚的谱系学角度来看，话语如同五光十色的气泡从无名的征服过程中浮现出来，随即发生爆裂：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才能消除人类中心论的危险。福科彻底颠倒了知识型与权力实践之间的依赖关系，并由此针对严格的结构主义知识体系史提出了社会理论的问题，针对关千存在观念的形而上学批判历史提出了自然主义的问题。科学话语，广而言之，即一切不断生成知识的话语，都失去了其优先性。它们与其他话语实践一起，构成了具有自身独特对象领域的权力关系。深人考察这些话语型和知识型，有助于我们揭示征服的技术；而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才形成了一种主导型的权力关系，它获得了统治地位，并最终被另一种权力关系所取代。权力技术把知识系统工具化，甚至深入到了有效性范畴当中。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究这种权力技术，应当可以立足于一种自然主义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当然，只有当福科不再从谱系学角度思考他的谱系学的历史写作，并让他的先验历史权力概念变得无从识别时，他才能获得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社会理论的坚实基础。
正如上文所说，福科根据人文科学所研究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型：它一出现，就要从一切经验事物、偶然事物和特殊事物中清除掉知性因素，而且，由于它预先把有效性和发生区别了开来，因此特别适合于充当权力的媒介：现代知识就用这种方式把自己设定为绝对者，所以，它会在自己和他者面前把主体的冲动隐藏起来，这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孤立主体，也是一个通过反思而回归自身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冲动，他才不断地自我克制。这种求知意志理应进入科学话语的制度当中，并解释清楚，经过科学主义加工的人的知识，为什么会以治疗、专家意见、社会技术、教学计划、试验、研究报告、资料库、改革方案等形式直接变成规训权力。现代求知意志决定了“一切的规则，这些规则区分了真理和谬误，而真理具有了特殊的权力作用”。①但是，随着向权力理论的转变，福科把这种求知意志与形而上学的历史语境隔离了开来，并把它彻底融入权力范畴。这一转换需要两个步骤。首先，福科设定了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的真理构成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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