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只承认权力化模式，那么，一代又一代人的社会化也就表现为充满尔虞我诈的对峙。这样一来，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社会化也就不能同时被看作是个体化，而只能说是对肉体的不断抽象，而肉体是权力技术的生命基础。教化过程越来越个体化，它们在具有反思传统和高度抽象的行为规范的社会中不断渗透到广大社会阶层中；对于这些教化过程，需要人为地做出新的解释，以便弥补权力化模式在范畴上的匮乏。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权力理论家的福科和作为制度论者的盖伦所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②：两种理论都缺乏类似于语言的社会一体化机制(通过把言语者和听众的完成行为式立场结合起来，语言作为一种社会一体化机制可以阐明社会化的个体化效果③)。和盖伦一样，福科也打破了基本概念上的局限，为此，他从个体性概念中彻底消除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含义，把个体性还原为一种内在世界，它是在外在刺激下产生的，而且带有可以随意操纵的想像内涵。
这一次，困难不是由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结构缺乏一种等价物；相反，问题在于，由权力实践所引起的(或由制度解体所导致的)心理膨胀模式，是否会导致对主观自由增长的描写遮蔽住关于自我表现和自主性的活动空间的经验。
① 霍耐特：《权力批判》，第182页。
② 盖伦：《技术时代的心灵》(Die Seele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 Heidelberg，1957。
③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2卷，第9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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