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性的影响。
从单个文化价值领域来说，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或是表现为“生活”，或是表现为“实践”，或是表现为“精神”，它们与“艺术”、“理论”和“道德”形成鲜明的对照关系。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批判和哲学的中介作用。对批判而言，“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充满问题；同样，对哲学而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道德”与“德性”的关系也充满问题。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就把专门知识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当中，一方面会危及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会破坏生活世界语境的完整性。仅仅针对某一种有效性要求的知识，如果不安于自己的特定范围，转而针对整个日常生活实践的有效范围，就会打破生活世界交往基础的平衡。这种简单的入侵导致了个体生活领域的审美化、科学化和道德化，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表现主义的反文化、技术官僚的改革运动以及原教旨主义运动等，就是一些极端的例子。
然而，认识到日常文化和专家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丝毫没有触及到社会合理化的深层矛盾。因为这涉及到日常生活实践系统的物化问题，对此，我还会加以讨论。而在现代社会朦胧而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中，分化的第一步就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在最后一讲中想要讨论的问题。
要想让平面化的理性批判意识到其非分化的特点，就只有依靠在规范直觉的主导下所展开的描述。这种规范内涵如果不想一直都独断专行下去，就必须到日常生活实践内部的合理性潜能中去赢得自身，并替自身辩护。我所提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超越了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应当能够摆脱自我关涉的理性批判的悖论和平庸。另一方面，它也必须反对一种系统理论所提出的主张，因为系统理论把合理性难题抛到了一边，摆脱了一切理性概念，认为它们是古老欧洲的障碍，轻而易举地继承了主体哲学(及其最尖锐对手—权力理论)的遗产。交往理性腹背受敌，使得理性概念的复兴遇到双重危险。复兴理性必须在两个方面作好自我保护，以免再次陷人以主体为中心的思维的窠臼。这种思维无法使理性的非强制的强制力量摆脱掉工具理性的权威特征(工具理性使周围的一切包括自身都成为对象)和摆脱掉囊括性的理性的总体化特征(囊括性的理性吞噬一切，最终用同一性克服掉所有的差异性)。实践哲学试图从社会实践的中介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那里推导出现代性的规范内涵。如果交往行为概念代替了社会劳动概念，那么，交往行为概念内部所具有的总体性视角是否也会发生改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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