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准备在“第二次美国革命”的旗帜下退回到早期现代主义幻想中时，人们就在梦想一种吸收了西方理性主义遗产而显得别具一格的欧洲认同。在古代国家小说所描写的乌托邦秩序中，合理的生活方式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和社会劳动的自由流动，构成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共生现象。这种把幸福和解放与权力与生产等同起来的做法，从一开始就误导了现代性的自我理解，而且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现代性批判。
但是，就是这种带有消极意义的乌托邦的控制行为今天依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打动着大众。关于星球大战的科幻小说足以让意识形态规划者们用一种恐怖的星球大战的图景来激发革新的动力，以便用新一轮的技术组织起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如果老欧洲反对由于经济增长、军备竞赛和“古老价值”所导致的错误，主张摆脱自我强加给自己的系统约束；如果老欧洲结束混乱，让合理化的生活世界中所储存的现代性内涵只有在越来越复杂的系统中才能获得释放，那么，它就会找到一种新的认同。单纯就生存而言，市场上或太空里的国际竞争力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种常识，也是系统压力的结果。每个人都在用他人扩展和加强自身力量来证明自己扩展和加强自身力量的合法性，好像力量角逐背后隐藏的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游戏规则。现代欧洲创造了精神前提和物质基础，让世界用这种心性结构取代理性。而这正是自尼采以来理性批判的真正核心之所在。除了欧洲，还有谁能有勇气从自身传统当中去获得一定的见识、胆量和幻想——即为了剥夺盲目强迫捍卫系统和提高系统的前提(早就不再是元物理学前提，而是元生物学前提)所具有的建构心性结构的力量而必须具备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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