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指涉的自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系统的总体性，也不是指涉自身—黑格尔把自我中介提升到绝对地位—这里涉及到的总是构成开放系统关系的各个环节，它们维持着系统的自我生成……可以这样来证明(这里讨论的是局部的或额外的自我指涉)：关键在于自我生成性的自我生产的可能性条件。①
自我关涉系统的这种自我一失落在非中心化的社会特征中也有所反映。总的来说，社会在功能上完成了分化：
其后果是：无法再用一种明确的立场，来正确考察总体性，不管是国家，还是社会。②
现代社会的同一性从其不同亚系统的角度来看各不相同。从分析的角度来说，我们已经无法得出关于一个总体社会系统自我意识的中心视角。但是，如果现代社会根本无法形成一种合理的同一性，也就没有一个参照点来批判现代性了。即使我们想毫无目标地坚持这种批判，它在现实社会的分化过程当中也会到处碰壁。社会分化过程早就超越了欧洲传统的理性概念。然而，在卢曼的激情当中，与制度化的片面合理性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非常具有德意志色彩的遗产，从值得怀疑的黑格尔右派到盖伦，一直都在坚持这份遗产。我们现在就再来回顾一下。
由于主体哲学中的自我关系把自我认知的主体的同一性设定为绝对的参照系，所以，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运动才会依赖一种内在逻辑：最终，建立同一性的合题与由此把握的多样性之间的差异性，也要求一种包含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在内的终极同一性。这就是黑格尔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一书中讨论的主题。黑格尔从相同的抽象视角出发，讨论了文化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经验—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对传统欧洲生活世界提出了过高的社会一体化要求；还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科层制国家当中，系统化的社会关系乱作一团。理性应当取代宗教的社会一体化功能，这是调和哲学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同时也源于当代的危机经验和主体哲学的发展趋势。时代诊断对问题有着独特的把握，这要归因于植根在主体哲学自我意识概念当中的对象化辩证法，费希特最早讨论了这种辩证法。由于自我反思必须把一个作为一切主体性自发源泉而摆脱一般对象形式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客体，因此，和解理性也就不能根据认知主体对象化的自我关系模式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不能从“反思哲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否则，一种有限的能力就会被绝对化，而理性的位置就会被偶像化的知性所篡夺。按照这个模式，黑格尔把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抽象性理解为某种“实证的”东西。它们只有通过激进的自我反思才能得到克服，即通过一种运动，它的终极目的在于绝对知识，在于总体性的自我认知。
① 卢曼：《社会系统》，第630页。
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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