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方法论的反人文主义(methodischer Antihu-manismus)②所针对的，并不是把部分包容到整体当中的(由于具有具体论特征因而是错误的)思维模式，而是没有这种整体和部分的具体论就无法维持的“人性要求”。我这里所说的“人性要求”，对现代社会的构想是这样的：对现代社会来说，在总体上与自己保持规范的距离是有可能的，而且，还可以在更高层次上的公共交往过程中处理自己对危机的感受；这种可能性并没有通过对基本概念的选择而事先遭到否定。当然，一旦交往行为和主体间分享的生活世界跨越不同类型的系统，比如精神系统和社会系统，而且，这些系统相互构成周围世界，因此相互只能维持一种外在关系，那么，能够满足这种功能的公共领域结构也就失去了其立足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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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文件的传递以及鲁滨逊单子式的隐居意识，为社会系统和精神系统在概念层面上的脱钩提供了主导性的观念，其中，一个仅仅以交往为基础，另一个则单纯建立在意识基础之上。③
在精神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抽象分离中，形成了一种主体哲学的遗产：系统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同主体一客体的关系一样，在概念上很少能和有关共识、交往意义的语言主体间性等搭上联系。然而，人们要么从主体相互纠缠的视角出发来建构主体间性—这是从费希特到胡塞尔所提供的主体哲学解决方案的进化论翻版—要么从进化论的角度强调个体意识与支持个体的视角系统具有同样的源头；在这二者之间，卢曼始终摇摆不定。①
① 《社会系统》，第92页。
② 规范的反人文主义的效果在盖伦的作品中有着集中的体现，而在卢曼这里却付之阙如。
③《社会系统》，第142页：“意义可以潜人到肉身内的生命感受之流当中，并表现为意识。但意识也可以潜入到囊括他者的理解之流当中，并表现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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