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社会理论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与著名古典社会理论家涂尔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在涂尔干提出著名的基于社会分工的有机团结理论的时候，塔尔德并不倾向于将社会看成一种神秘的总体性，但塔尔德也不会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设定一种理性自律的经济个体，这些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以立法的形式签订了契约，来维持整体社会的运转。相对于这些宏观的社会理论，塔尔德更喜欢微观的社会角度，即个体和个体的关系是如何在社会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塔尔德的社会理论就是模仿率，塔尔德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给社会下定义：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互相模仿的人组成的，即使彼此不进行实际的模仿，他们也是相似的，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同一个范本的历史悠久的副本。”①其实，塔尔德的模仿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邯郸学步，而是一种“泛模仿”，塔尔德对模仿的解释是：“我赋予它的意义始终是非常精确、非常典型的：一个头脑对隔着一段距离的另一个头脑的作用，一个大脑上的表象在另一个感光灵敏的大脑皮层上产生的类似照相的复写。…我说的‘模仿’就是这种类似于心际之间的照相术，无论这个过程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②事实上，如果真的仔细推敲塔尔德的模仿概念，不难发现，塔尔德的“模仿律”强调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一个个体的行为和活动，会在邻近的个体的大脑中留下相对应的效果，这就是塔尔德用照相机的感光性来譬喻模仿的原因。在塔尔德看来，社会就是在这种彼此间的互动作用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可以认为，塔尔德的模仿律是后来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社会理论的雏形。于是，社会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模仿关系，不断地延伸和扩大，直接蔓延到整个文明和社会的层次。所以，所谓的文明和社会的总体性，从来不是什么神性光辉的恩泽，也不是虚无主义的浪漫，而是一种基于个体与个体的模仿关系的不断传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可以说，塔尔德的模仿律直接启发了20世纪的法国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他在阐释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时，直接引述了塔尔德的模仿律：“在他（塔尔德）眼中，社会科学的基础其实是某一类的传染过程，总是从一点走到另一点，从某个个体走向另一个个体，而从不停止。”①显然，拉图尔自己的社会行动者网络也是这样的个体与个体在某种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巨型网络，这种巨型网络并不是由某种玄妙莫测的外在的四重整体决定的，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虚无，它是在我们现实的活动中形成，并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体在这个巨型网络中的地位和价值。
第六章 物体间性与新唯物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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