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的《论海洋自由》正好诞生于这个时期，1609年，格劳秀斯之所以撰写这本小册子，恰恰是因为远在亚洲的马六甲海峡，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和葡萄牙的“凯瑟琳”号商船发生了法律冲突，而此时的格劳秀斯正供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他们担当代理律师。而《论海洋自由》显然是格劳秀斯站在荷兰的立场上，对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海洋的主张进行了驳斥，尤其是葡萄牙人试图将荷兰人的势力驱逐出马六甲海峡海域。有趣的是格劳秀斯的辩护策略。在驳斥了葡萄牙人以教皇和习俗为理由将马六甲区域视为独占性领域之后，格劳秀斯显然悬置了一切有限的实在论经验论证，而转向了对新空间进行架构的抽象论证，即“贸易自由是基于国家的原始权利，它有着自然和永久的原因；因此，该权利不能被消灭，或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被消灭，除非经所有国家的一致同意。因为可以确信，没有哪一国可以任何方式正当地反对其他两国彼此间的贸易”①。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格劳秀斯驳斥葡萄牙人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并不以经验来反对经验，而是抽象地构建了一个高于经验的原则，格劳秀斯将这个原则诉诸自然法传统，但从根本来说，这并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法，毋宁是在一个空洞的抽象空间中建构出来的新的空间秩序，即海洋自由法。历史已经将葡萄牙人的措辞淹没在沧海桑田之中，但格劳秀斯的《论海洋自由》却成为了现代欧洲法律研究的经典之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正好与格劳秀斯的辩护策略是对应的，即格劳秀斯不再诉诸传统的欧洲大陆经验，诉诸传统的欧洲伦理和宗教，而是转而诉诸一个空洞的空间秩序的道德建构——海洋自由。而海洋自由的道德和法律辩护的历史原因恰恰在于，海洋空间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欧洲大陆的空间，故而对海洋空间的秩序的思考，需要对传统的大陆经验性秩序进行悬置，由于这种悬置，海洋秩序成为了一种道德建构的抽象秩序，而海上贸易的自由原则成为现代欧洲的伦理和道德诞生的历史前提。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德]卡尔·施米特：《陆地与海洋》，林国基、周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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