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萨伊将作为自然力的土地放在创造价值的主要地位上时，他灵魂中深深地铭刻着有魁奈医生和杜尔哥男爵的影子，正是他们将经济财富的缔造归结为大地母亲的恩赐。不过，萨伊仍然认可了斯密的贡献，即将劳动视为经济生产活动中的重要要素之一，在这个基础上，萨伊也看到了以食利者阶层为基础的利益集团的财富来源—资本。因此，萨伊的这段话构成了最早的描述政治经济学下的生产活动三位一体的来源：即财富是在劳动、资本、土地的三位一体关系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循环。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且只有这三个要素才能创造财富，为了创造财富，就必须要租用这些要素来盈利，例如租用劳动构成了工资，租用土地构成了地租，而租用资本变成了利息。
马克思很敏锐地揭示了在萨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位一体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马克思专门对萨伊这种模糊不清的生产的三位一体的学说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快乐———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就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然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庸俗经济学思考没有想到，被它当作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一地租，资本一利息，劳动一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①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萨伊的庸俗经济学的问题在于他弄不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从而将效用上的使用，和交换中的价值混为一谈，结果萨伊只能看到一种异化的社会生产形式，即将土地的地租和金融资本的利息看成与劳动创造的价值同等重要的东西，而马克思延续了大卫·李嘉图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坚持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所在。那么，问题并不在于萨伊提出的劳动一资本一土地的三位一体，而是需要看到，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真正奥秘并不在于复杂的经济贸易和交换过程，而是在于以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①简言之，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通过劳动一般获得的价值形式，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形式的细胞之上。而庸俗经济学所谓的土地的地租，资本的利息都无非是这种价值形式的变化形式或异化的形式而已，而萨伊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它的基础是以劳动一般为基础的价值生产，而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通过某种形式变换，让各种事物和关系变成价值上可以理解和换算的形式，从而在资本主义市场上流通，而这种流通的可能完全依赖于生产劳动的参照系。一旦事物变成了可以抽象成为价值形式的事物，它就可以变成标上价格标签的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和资本一样可以被资本主义商品化，成为在金融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上流动的商品，而它们能够获得利息和地租的价值不是由它们本身来确定，而是依赖于一个更为根本的劳动价值形式体系的架构。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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