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似乎让我们回到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相关论述，福柯指出：“考古学试图确定的并不是隐藏或显现在话语中的思想、再现、影像、主题、烦扰，而是那些话语本身、那些作为遵从规则的实践的话语。考古学不会把话语看作是文献、另一物的符号、应该是透明的要素，但应该经常穿过这种要素令人讨厌的不透明性，以便最终在这种不透明性得以保留的地方重返主要部分的深处；考古学在话语自己的容积中把话语作为遗迹来探讨。”①福柯的考古学在历史叙事的间隙中挖掘出那些不被人们熟知的历史遗迹，而正是这些历史遗迹让观念史的连续性叙事遭到了挑战。同样，在数字时代的剩余数据的考古学，当然是在人们创造的新共享算法基础上的数据考古学，帮我们从平台塑造的流量一数据的信息茧房中走出来，看到更为广阔的数字时代，那样，在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平台算法，在剩余数据的浮现之中崩溃掉了。剩余数据是一种双重逃逸，一方面它帮助人们逃逸了被算法塑造出来的信息茧房中的有限主体，在剩余数据及其算法基础上发现另一种构成主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逃逸了数字资本主义控制，成为人们让殖民化的平台算法流畅控制一切的逻辑陷入僵局的手段。这是新的克里纳门，是数字时代的卢克莱修，剩余数据让平台资本的算法发生了偏斜，正是这个新的偏斜塑造了另一种数字资本之外的主体运动，我们再次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的诗句来宣告剩余数据的考古学的偏斜：
第十章 从剩余价值到剩余数据
①[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董树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61—162页。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