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机器感知与数字化的身体
2015年12月23日，美国的康涅狄格州，一位名叫理查德·达巴特（Richard Dabate）的男子报警说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一名戴面具的入侵者进入家中并杀害了他的妻子。警方反而逮捕了达巴特。对达巴特的逮捕令申请显示，侦探们发现达巴特的证词很可疑，随后转向了达巴特和受害者的各种数据档案：短信、电话、电子邮件、Facebook、苹果iMessage，尤其是受害者的Fitbit活动追踪器。数字可穿戴设备公司向警方公布，受害人的Fitbit身体活动记录表明，在嫌疑人声称看到她被枪杀后，受害者信息仍然活跃在Fitbit的云端，说明那时受害人还活着。这些数据虽然本身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促使警方拒绝了达巴特的证词，并以涉嫌谋杀罪逮捕了达巴特。2014年，健身追踪器Fitbit的数据可以当成法庭上的证据。该案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数据化的“我”可能会出现在法庭上，并建立一个可以凌驾于我自己言论和记忆之上的具有权威性的真相。
达巴特案件的关键并不在于Fitbit公司是否应该将云端的数据作为证据呈给法庭，或者说，这种数据是否侵犯了用户的隐私，而是在于，在人的证言和数据的客观透明性之间，法庭会做出何种抉择？随着智能设备的大量增加，随着智能家居和智能城市的出现，我们周边会出现大量的带有传感器、中继器、边缘计算的设备，这些设备会形成海量的数据，而用自己的身体来感知世界的主体，对这些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数据交换和传输一无所知。关键在于，这些数据交换和传输并不是与我毫无关联的，当Fitbit的云端收集了达巴特妻子的运动数据时，实际上，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要比达巴特的记忆和证词更能说明当时的真实状况。这已经不纯粹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而是关乎在高度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今天，处于高度智能机器网络中的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仰，人的身体对世界的感知，已经由纯粹生物性的思考和记忆逐渐转向另一种感知和记忆，这种感知和记忆就是机器感知(mechanical sensibility)。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随着智能环境的进一步加强，与其说是我们的身体感知，不如说是由数据构成的机器感知正在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在机器感知下的理解，进一步成为我们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世界的关系，我和我的身体的关系，乃至我和我自己的关系，实际上已经被大量数据疏离化（Entfremdung）了。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回到经典的现象学命题，即我们是如何通过我们的身体去理解和掌握我们周遭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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