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本雅明和福柯的精神方向，在数字资本主义用算法和平台统治着的这片焦土之上，我们需要的就是一种剩余数据的考古学。那些被平台和算法有意或无意遗弃的数据，仍然存在着，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边，我们之所以看不到这些数据，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是被数字界面中介后的主体，我们的主体间性也是界面和平台的产物，故而我们只能看见平台提供给我们的字符、信息、图像，与固定的对象互动。我们只会按照平台算法预测和规划的路径前进，即便那些“无法消除的剩余物”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也对之视而不见。那些剩余数据的存在，是一个未被算法建模的存在，我们无法像福柯和本雅明一样，用流浪和拾掇垃圾的方式来获得这些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文献。我们甚至无法像齐泽克那样“斜目而视”，用“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发现那些看不见的线索。换言之，我们很难通过主体的变动来发现被掩埋的剩余数据，剩余数据的考古学不是建立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之上，而是建立在数据对数据、对象与对象直接沟通和交流的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让物和剩余数据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数字空间中，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被资本控制的算法被新的物体间性的算法介入那一刻，泗渡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卡戎才会慢慢蜕去色彩，变成一种数字界面的空洞。在卡戎身体消融的那一刻，通向真实的希望之路也在“数字之门”背后若隐若现，在那里，在物体间性的数据考古学之下，希望并没有消弭，而是被资本控制的卡戎身体所遮掩。一旦我们找到通向剩余数据的考古学之路，我们就不再是籍籍无名的灵魂，而是可以追寻希望的生命。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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