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领域就会产生一个人。①
正是这种数字生产方式的不稳定性，让今天的网络平台公司可以在其内部重组收益的分配方式。在今天的平台分配中，上传信息、图片、视频、文章的所有用户中，实际上只有10%人能够获得收益，而处于顶尖的0.1%的人能够成为“网红”，这些“网红”塑造了一种成功模式，他们不仅拥有大量的财富，赢得如同明星一般的关注，同时也获得了诸多特定的数字权力（如他们可以随时压低供货厂商的价格来搞所谓的打折活动，赢取数字流量等）。但是，需要理解的是，这种“网红”模式实际上是一种模板效应，它并不代表所有进入直播间和从事数字劳动的用户都可以拥有他们的财富和各种优越的条件，“网红”的存在只是一个诱饵，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数字劳动的狂欢，成为平台中的新的劳动力。
此外，赢者通吃的“网红”模式暴露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不稳定关系的基础上制造的数字生产关系的不平等。在传统产业生产关系时代，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是稳定的雇佣关系，比如说，一个资本家一年的收益有500万元，除却各种开支和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他可以用来支出雇佣的员工的费用是100万元，那么每个员工尽管根据各自的级别和绩效收入不同，但都是可以分得一个基础收益的，同时每个员工的收益底线是由工会和劳动法保障的。这样在各个员工之间的收益差别不会出现严重不平等。在赢者通吃模式下，所有的用户跟平台不是雇佣关系，为了稳定业绩，平台也需要分配收益，但由于不是稳定的雇佣关系，平台方不需要提供基本工资保障，它们反而需要制造一个幻境，一个认为只需要跟着平台好好干，就能获得无限收益的幻境。这样平台采用的策略是，将绝大多数用来分配的收益给予极少数（迪恩所谓0.1%)“网红”，让“网红”成为诱惑的样板，所有的用户都产生了一种幻觉，认为只要自己够努力，终有一天也能过上“网红”那样的日子。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平台已经将绝大多数收益给予了顶尖的0.1%，形成赢者通吃局面，这样无论普通用户多么努力，他们都不可能真正变成他们心中的“网红”，也不可能获得与“网红”一样的生活水平。在这种诱惑的冲击下，无数用户投入数字生产之中，生产出各大平台上的繁荣界面，如果说美国作家索洛曾经在产业时代写下了“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人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在每一个数字平台繁荣的泡沫后面都横卧着一个普通用户被榨取的灵魂。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Jodi Dean, Crowd and Party, London: Verso, 2016,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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