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意大利自治主义显然从另一种意义上挪用了马克思的“非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界定，而是将其泛化为一般意义上的“非物质劳动”。不过，他们这种扭曲式挪用，依然借用了马克思所谓“机器论片段”中的另一个概念“一般智力”。马克思的原话是：“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①马克思仅在这里直接使用了英文“一般智力”的概念，显然，马克思希望通过一般智力概念表达出一般的社会知识，也代表整个生产方面中出现的知识、语言、情感等无形的方面。也就是说，“一般智力”从一开始就区别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非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在“一般智力”中，马克思所指的是生产环节中存在的两种不同的产品，一种是可见的物质性的产品，另一种为不可见的产品，用后来保罗·维尔诺的解释，“社会个体出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同一个部分并不是偶然的，在那里我们发现一般智力的概念构成了普遍（或前个体）的前提和‘诸众'（multitude）的劳动和生活的共同配置，社会个体的社会方面无疑是一般智力，弗雷格称之为无主体的思想。然而，它也是人类交流的直接的心理间的、公共的方面，这一点被维果茨基（Vygosky）以极大的智慧所认识。”①所以，这种“一般智力”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语言、情感、智慧、认知的总体，而这种总体成为了比实际的物质生产更重要的力量，也将工人和诸众凝聚起来，成为了足以对抗资本主义的总体性。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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