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数字时代之后，劳动的价值作为一般尺度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在互联的数字世界中，的确产生了另一种区分或分工原则，即以数据为基底的生产原则。那么，在数字时代，数据是一种全新的区分方式。以往在市民社会阶段，所有的活动被区分成生成价值的劳动和不能生成价值的休闲，与之相对应，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区分变成了可以生产数据的活动和不能留下数据的活动。比如对于苹果手机的Siri软件来说，它不仅是一个与我们进行智能对话的手机管家，而且在与我们对话的时候，也提取了我们交往的数据，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被提取数据的活动（如驾车出行、搜索餐饮、网络购物、外语翻译等等）与其他不能提取数据的活动（如我无意间打一个喷嚏）区分开来，也正是因为我们在购物平台或应用上的搜索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数据，可以供平台后台分析和定位的数据，所以，我们的搜索行为不再是休闲，而是重新被纳入到劳动框架下。这种劳动从定义上，不同于产业劳动阶段上的劳动定义，因为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区分系统，一个是以价值的一般形式为尺度，另一个以可分析和提取的数据为尺度，如果我们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有价值一般的概念，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概念变成了一般数据。所以，尽管我们的活动相比于以前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菜场买菜是一种纯粹的消费活动，不能作为生产劳动来定义，因为菜场买菜的行为不生产具体的价值。但是，在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在京东、盒马鲜生等网络平台上订菜的行为，事实上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不仅仅是用来分析具体的用户信息，而且上千万的数据汇总之后，能够对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有效的指导，即根据今天某个地区的市民有多大的关于白萝卜的消费量，便能在生产过程中预先设定下一个生产环节可以种植的白萝卜的总数，从而避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白萝卜的生产状况也可以在具体的环境中进行数据监控，一亩地的白萝卜的光照多少，雨水多少，土壤的营养情况都作为数据被收集、被分析、被分类。这样，以数据为基底的数字时代的生产和劳动，绝不是奈格里等人所说的“非物质劳动”，而是与现实的物质生产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劳动。在数字劳动中，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不再重要，数字的收集与分析已经跨越了休闲与生产、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界，而是直接将可以数据化和不可数据化作为全新的区分标准，可以数据化也代表着数据化的标准，即符合相对应的网络中的数据交换协议。那么表面上的活动，只有通过数字化界面，在一定的数字协议的参数下，被转化为数字空间交换的数据，这个活动才具有价值，而能够创造出这种规范的数据化的活动就是数字劳动。换言之，数字劳动最根本的标准不在于这个活动本身，而是在于这个活动是否能被纳人到一个巨大的数据收集、分析和交换的网络之中，那么这个在互联的数字世界里构造出来的大数据和算法系统，反过来再次成为凌驾在我们活动之上的异己性的物质力量，这次不再单纯是价值的一般形式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区分，而是巨大的数据网络正在将我们变成那个密不透风的数据装置上的提线木偶，我们通过数字劳动变成了这个数据装置的附属物，并与之相生相伴。而那些不能进入到数据装置的活动逐渐被翦除，我们逐渐感觉不到那些活动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要摆脱这种数字化的异己的物质力量，并不是要我们变成无法数据化的存在者，数字劳动批判的根本而是在于发觉那个隐藏在所有活动区分背后的数据装置，正是这个数据装置将可以被数据化的人类变成了数据人，而数据人在数字界面上不断地留下数据，形成了数字劳动。
第十三章 非物质劳动与数字劳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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