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马克思收到了蒲鲁东的代表作《贫困的哲学》。12月28日，马克思在写给俄国自由主义作家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蒲鲁东的这本书是一本很坏很坏的书。这个时期，马克思刚与恩格斯、赫斯等人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上确立了后来被称为“天才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而这个框架的确立，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其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决裂，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作者之一的赫斯的决裂，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棱镜，马克思还看到了他曾经的战友，那个以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法国享有一定地位的蒲鲁东的缺陷所在。所以，马克思在花了几天时间阅读完《贫困的哲学》之后，迅速给安年科夫回信，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与蒲鲁东的神话叙事之间的差别所在。而《致安年科夫的信》已经成为后世研究马克思早期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蓝本，其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自治主义以及他幼稚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为了马克思之后坚定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奥秘，而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节点。
那么，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究竟是一本什么书？尽管这本书书名翻译为《贫困的哲学》，但从其法文原文来看，Philosophiede la misère 这个标题还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法文的 la misère 不仅代表着物质上的贫困，也指的是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人和悲惨之人，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蒲鲁东撰写这本书的原始动机，就是为法国的穷人撰写一本哲学书，以区别于那些专门写给贵族和教士们阅读的哲学书，这本书自然成为了“给穷人看的哲学书”。这本“穷人的哲学”自然少不了蒲鲁东从自己的角度对穷人的说教，在书的前言中，蒲鲁东就将自己的目的暴露无遗：“但是，理性的第一个判断以及一切正在寻求认可和依据的政治制度所必需的前提，就是必然要有一位上帝存在；这意思就是说，人们是依靠启示、预谋和智慧来治理社会的。这个排除了偶然因素的判断就是为社会科学奠定可能性的东西；而一切对社会事实进行历史的与实证的研究工作，既然目的都是在求得社会的改善和进步，当然就应该先和人民一道假定上帝的存在，然后再对这个判断作出自己的解释。”①可见，蒲鲁东所谓的“贫困的哲学”仍然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福音书，而他毫不讳言，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其终极的依据仍然是上帝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蒲鲁东宣称站在穷人一边，但他和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魏特林一样，是披着理性和科学外衣的福音会教士，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他们面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科学的态度，必然也带有基督教神话的色彩。难怪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的序言部分就十分明确地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做出了定性：“蒲鲁东先生的著作不单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论著，也不是一本平常的书籍，而是一部圣经，其中应有尽有，如神秘’来自神的怀抱的秘密’‘启示’等。”①换言之，《贫困的哲学》是一部福音书，也是一种神话话语，它试图将资本主义的奥秘用神话的方式解读出来，并试图在奥秘和启示之类的神话式隐喻的基础上选择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自治互助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这种社会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打着摧毁不平等制度，向神话国度回归的福音，这样，资本主义制度被视为一种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自我拯救的神话构成。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