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感知发展的进一步结果是，它自主地形成了一套规范，其目的不是让主体的生活和工作变得便利，而是对主体的身体进行规训，让主体更适合机器感知和监测形成的规范系统。原先由人类主体支配的机器系统，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人类成为了被监测的对象。例如所走的步数，记录过程的纯粹频率、精度和数量使数据超出了人类思考和想象的能力范围。其结果在形式上类似于社交媒体平台和国家监控系统的“黑匣子”算法的效果。例如，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手机中的计步App或者可穿戴的计步设备上面显示的数据，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被算法算作一步？我迈出一小步，或跨出一大步，甚至在原地抬抬腿是否都算作一步？如果我弄清楚这些App和设备算作一步的规则，我是否会在运动中让自己的身体行动符合它们的计步规则？倘若如此，意味着福柯的全景敞视（panopticon）的监视再次向前发展了，这里不再有圆形监狱中哨塔中的守卫，也不再需要监控摄像头背后的那个监控者，因为数字计步的方式已经完成了规训，我们被一种非意识的算法权力监控着，它让我们的所有的身体行为都不得不依赖于它所提供的标准。这正是卡特琳娜·海耶斯（KatherineHayles）在她的新书《非思：认知无意识的权力》(Unthought: 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中所说的:“随着自我监控的日益商业化，要测量和解释的生物物理标志物的选择，越来越由机器感知的世界来决定，由它们的感知提供诊断和改善的最壮观和有吸引力的视觉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无法确定在哪些环境和层次上能够产生关于他们自己的意义。”①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① Sun-ha Hong, Technologies of Speculation: The Limits of Knowledge in a Data-Driven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20,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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