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熟悉了福柯式的权力批判，我们的生命不再面对监狱或精神病院式的暴力规训时，我们是否仍然可以成为权力的产品？这既是一个生命政治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当代主体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在数字空间里制造了一个对我的习性十分熟悉的他者，而这个看不见的他者以我所欲望的方式让我变成巨大的权力机制的一部分，由此我们仍然面对着福柯的规训机制的难题，即我为一个无形的凝视着我的他者所监控，我在其中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问题是，这种无形他者的出现，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自从启蒙以来的主体的自我意识，以及在这种自我意识之下的生命的意义？而自我意识又如何去面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他者的存在？实际上，我们面对的他者并不止一个，至少，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我们就面对着两种不同的他者。而在数字空间中，随着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他者形象。对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黑格尔那里，找到理解这个新他者的门径。
一、物的化用：作为第一他者的对象
在美国黑格尔研究学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Pippin）看来，在整个德国古典观念传统中，黑格尔最特别之处并不在于他对自我意识的阐述，而是他将自我意识引入到一个社会维度之中，“黑格尔认为，这样的尝试和成就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必然涉及与他者的关系。关于现实化作用的最后一个问题开始引入了这样一种依赖性，但是从一开始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人需要参与到亲密性和私密性中来，这看起来似乎只是自我与自身关系的特征”①。寥寥数语，皮平十分清楚地概括了黑格尔与之前的观念论，尤其与康德和费希特等人的区别所在。简而言之，在费希特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中，自我与自身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内在性问题，它属于主体的内部，在自我意识设定的运动和变化中完成转变，这种自我与其自身的关系，并不涉及外在世界中的存在。即便涉及外在客体，在一定程度上，客体也是被设定的存在物，在经过主体意识的运动后再返回自身，成为了自我意识的内在内容。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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