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个是时代的变化，让人们拥有了不同于17—19世纪的经验，多迈尔面对的时代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而我们今天面对的时代是大数据和算法正在日益蚕食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领域，让我们的思考和行为日益面对庞大的技术装置的时代，无论如何，这种时代上的变化，势必为奠基于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念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2）新的理论家的研究正在逐渐剥离传统的主体，引入了大量新的思考，今天的许多思想家，如斯蒂格勒、韩炳哲、许煜、约迪·迪恩、格拉厄姆·哈曼、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人，都试图立足于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在传统的主体哲学之外来进行思考，而这一轮新的思考也是对多迈尔所处的80年代流行的主体间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颠覆。
不过，对于数字时代的主体问题，我们不宜给出过于简单的判断，即突兀地认为主体已经彻底消失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密布的矩阵之中，最后人工智能将作为人类的主体彻底驱逐祛除。与之相反，我们需要回到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念那里，并从现代哲学理论的源头处来思考当下数字技术变革，思考主体如何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型，成为一种新的主体形态。
毋庸置疑，现代的主体理论起源于笛卡尔的哲学。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 sum）的命题，从而将“我思”作为现代认识论哲学的立足点。笛卡尔指出：“这样，当我意愿，或害怕、或肯定、或否定的时候，事实上我总是把某种东西理解为这个思想之主体(subjectum)，不过我在这个思想中还包含了比这类东西含义更广的事物，关于这类思想，一些被称为意志或情感，而另一些被称为判断。”①这里有趣的是，与后来不一样，笛卡尔所谓的主体并非是个体性的人，而是一个抽象的位置。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曾经指出，拉丁语的 sub-iectum实际上是古罗马早期对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中πokεíμεvoν一词的翻译。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说：“存在者中有些陈述一个主体(πoκεíμεvov)，但不在任何一个主体之中………在主体之中的我是指那不作为一个部分在一个东西中，离开了它在其中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不能成立的东西。”②显然，亚里士多德谈到的πokεíμεvov，与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在意义上差别极大，这个πokεíμεvov并不是具体的人或群体，而是一个预设的位置。正如阿甘本指出：“我们用sub-iectum来翻译πokεíμεvov。从词源学上讲，这个词原意为“处在下面或被当成基础的东西’。”③阿甘本的意思是，在拉丁语中，sub-iectum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处在下面被当成基础的东西”，那么，主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位置，一个立足点，这个位置和立足点并非天然的，而是人为预设出来的，一旦预设了这个位置，便可以从这个位置上来观看和理解整个世界。因此，当笛卡尔用拉丁语来给出主体一词的时候，他并非将人的个体或群体放在这个预设的中心位置上，而是将“我思”作为立足点，从“我思”出发，演绎出整个世界的逻辑。在“我思”这个立足点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质疑的，一切都是可以暂时悬置的，只有“我思”成为构成理性演绎的原点。
如何思考全球数字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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