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
骚乱。诚然，它们很少超出一个城镇甚至一个区的范围。但是它们具有很实际的重要意义。有时这些起源于底层的运动波及到上层或吸引了较高地位的人的注意，后者利用它们，赋予它们新的因素（如在大革命前夕，1785年，被错判犯忤逆罪的卡特琳·埃斯皮纳〔CatherineEspinas〕的案件，1786年迪帕蒂〔upaty〕\*在著名的回忆录中记载的肖蒙〔Chaumcnt〕3名被判轮刑的犯人的案件，1782年卢昂法院以放毒罪判处火刑的玛丽·弗朗索瓦斯·萨尔蒙〔MaricFransisesalmon〕的案件——但该犯直到1786年尚未处决)。更常见的是，这些骚动针对着本应成为一种儆戒的刑事司法及其表现.形成一种持久的动乱。为了保证刑场的秩序，不是常常要采取“令民众痛苦”，“令当局难堪”的步骤吗？(Argenson.241）很显然，惩罚大展示是冒着被民众拒斥的风险的。事实上，公开处决的恐怖造成许多非法活动的中心。在处决日.工作停顿，酒馆爆满，当局受到谩骂，刽子手、警卫和士兵受到侮辱和石块的袭击。出现各种抢劫犯人的企图，有的是要救他，有的则是为了更确实地杀死他：斗殴时有发生，刑场的好奇围观者是小偷最好的目标（哈第〔Hardy〕列举了诸如治安长宫家中被盗的重大案件。—IV，56)。最重要的，也是这些不利之处为何具有政治危险性的原因是，民众在展示罪恶的恐怖和无敌的权力的仪式中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那些受到刑罚的人，而且与那些人一样，民众感到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不受限制的合法暴力的威胁。整整一批居民经常表现出与我们可称之为轻微犯法者——流浪汉、奸猾的乞丐、二流子、小偷、窝则人和赃物交易人——的团结一致：抗拒警察的搜索，制裁售密者，袭市能够提供有关证据的监视者(见Richet，118-119).因此，打破这种团结使成为当局运用司法和治安镇手段的H的之。但是，通过公开处决的仪式，通过那种在瞬间便山现暴力方向逆转的不确定的节H，这种团结比君主权力更容易获得新的、更大的力量。18和19世纪的改革者不会忘记，实际上，作为最后手段的公开处决并不能吓倒民众。他们发出的最初呐喊之一就是要求废除这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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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帐蒂(1746-1788).法国司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