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德勒兹与电影艺术哲学
在媒介哲学的意义上，电影或许是电脑面世之前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即使是在今天电子网络全球化和文化空间数字化的时代，电影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颇为强劲。经历了以电脑为标志的数字传媒技术的冲击波后，曾经略呈颓势的电影很快就如火中凤凰一般重获生命活力：电子传媒与消费主义的结合使得电影重振雄风。电影至今仍然是一种值得认真探究的艺术门类，而德勒兹的哲学和美学是我们理解与探索电影奥秘的一项重要的思想资源。
德勒兹在其所谓的美学旨趣时期有两部阐述电影哲学的专著：《电影Ⅰ：运动—影像》(1983)和《电影Ⅱ：时间一影像》(1985)。在这一领域，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1859\~1941)关于时间绵延(duration)的思想观念和美国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实用主义主要创始人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的符号论(semiotics)使德勒兹在电影美学思想上获益匪浅。德勒兹的两部电影哲学著作从两种途径切入对电影的研究：一是探讨早期电影的动像；二是研讨现代电影的时像。概念对德勒兹意味着思想创造而非某种简单的标签，一种新的概念标示着一种新的思想取向，动像与时像概念的提出，旨在使电影成为转变人类关于运动与时间的观念或思维方式的重要媒介。
在《电影Ⅰ：运动一影像》的序言中，德勒兹把柏格森和皮尔斯作为对自己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哲学先驱，认为皮尔斯是“在形象系统范畴内最先进的哲学家，符号论的奠基人”①。索绪尔与皮尔斯是西方符号理论体系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刘禾教授在美国伯克利大学一清华大学第二届高级理论研讨班(2002)曾结合“帝国研究”谈论过他们：“符号学有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位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日内瓦，一位是美国东部的科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索绪尔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做符号学的研究，皮尔斯比他还要早，他比索绪尔早二三十年就已经开始发展符号学理论，皮尔斯的理论叫 SEMIOTICS，索绪尔发展的是 SEMIOLOGY，它们的区别去年笔者在清华的高级理论研讨班上已经讲过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位符号学家在构想符号学的同时，国际政治也在经历称其为符号学转向，的过程。各种各样的人造符号，比方说海军使用的旗语、灯语、电报符码，路标、聋哑人的手语、世界语等，都在这时候纷纷出现，使得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次符号系统的大爆炸。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理论为什么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前没有人好好做过研究。”②索绪尔的符号学以能指、所指的语言学二元对立为基础，而皮尔斯的符号论则以表达/对象/诠释的非语言学三联体为基础。
勒兹与当代性——西方后结构主义思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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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Neil Spiller ed., Cyber\_Reader: Critical Writings for the Digital Era, pp. 108\~109, London: Phaidon,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