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它们有多么可恶，也不论它们装盛暴力的蓄水池有多大，异类恐惧症和界线竞争焦虑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大屠杀。将异类恐惧症与种族主义、类似大屠杀的有组织犯罪混淆起来是误导性的，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就偏离了灾难发生的真正起因，而这些起因往往深植于现代精神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而不在于对陌生人永恒的反应上或较少普遍性却并不罕见的认同冲突上。在大屠杀开始和维持阶段，传统的异类恐惧症只扮演了一个辅助角色。真正不可或缺的因素在别的地方，并且这种因素与更为熟悉的群体憎恨之间至多只存在着历史的联系。大屠杀的可能性深植于现代文明的某些普遍特征之中；另一方面，大屠杀的实施是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特定的、但一点儿也不普遍的关系相关联的。在下一章中将对这些联系进行更详细的探讨。
富克斯，《逗留移民的反抗》(Gerard Fuchs，Ils resteront:le defi del'immigration)，Paris:Syros，1987；朱维与玛高迪，《让-玛丽·勒本的传说与非传说：调查与精神分析》(Pierre Jouve & Ali Magoudi, Les dits et les non-dits de jean-marie Le Pen : enquete et psychanalyse), Paris: La Decouverte,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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