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消失。
我们对这种可能性不屑一顾。我们嘲笑被我们心灵的平静所激怒的少数困惑之士。我们给他们起了一个特别的、嘲笑的名字—“末日的先知”(prophets of doom)。于是他们表现得很痛苦的警告也很容易被置之不理。难道我们还没有警惕吗？难道我们不谴责暴行、不道德和残酷吗？难道我们没有调动我们所有的创造力以及相当多的、不断增长的资源与它们斗争吗？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难道有从根本上表明了大灾难之绝对可能性的事物吗？生活正变得更好、更舒适。总的来说，我们的制度似乎可以应付。我们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以免于敌人的侵害，我们的朋友也绝不会做任何肮脏的事。即便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那些不特别开化并因此在精神上遥远的人对他们同样野蛮的邻居所造成的暴行。例如埃维人②先把伊博人③称为败类、罪犯、守财奴和没文化的弱智者，然后竟屠杀了一百万名伊博人④;伊拉克人甚至都懒得咒骂库尔德居民就用毒气杀害他们;泰米尔人对僧伽罗人的屠杀；乌干达人的自我毁灭(或者有另外的可能？)。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很悲惨，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即使真被证明确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无疑说明了跟我们不相同是多么的不好，并且安然无恙地处在我们先进文明的庇护下又是多么的幸运。
但是，一旦回想起直到1941年大屠杀仍然没有被预料到会发生；回想起即使给出了“事件真相”的现存资料，它也是不可预料的；回想起当它最终在一年之后发生而人们对它普遍表示怀疑的时候，我们的自满很显然会最终被证明是多么的不幸。人们拒绝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有恶意，而是因为他们已知的一切无法让他们去相信。对于他们所知道的和相信的而言，那个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命名的集体屠杀是完全不可思议的。1988年，再次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事件。然而，在1988年我们知道在1941年我们所不知道的知识；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人们应该去思议的。
②埃维人，住在加纳、多哥境内和贝宁边境地区的黑人。译注
③伊博人，尼日利亚东部民族。——译注
④参看利杰姆(Colin Legum)在《观察家》(The Observer)上的文章，1966年10月12日。
⑤泰米尔人，居住在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等地。——译注
⑥僧伽罗人，斯里兰卡的基本居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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