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并非如此的原因只有一个：无论有多少个碎玻璃之夜出现，也无法去构想、实施一个大屠杀规模的集体屠杀。
让我们考虑一下数字。德国政府大约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按平均每天杀害一百人的速度计算，需要将近两百年的时间。群众暴力所依赖的是错误的心理基础，依赖的是狂暴的情绪。人们可以被激怒，但怒气不可能持续两百年。情绪以及它们的生物基础都有一个自然的时间进程；贪欲，即使是血的贪欲，到最后也会使人厌烦。并且众所周知，情绪是无常的、可以变化的。一个滥施私刑的暴众是靠不住的，这些人有时可能为怜悯所动—比方看到了一个孩子的痛苦。要灭绝一个“种族”，重要的就是杀死儿童。
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需要用官僚机构来代替暴徒，用服从权威来代替蔓延的狂暴。必不可少的官僚体系无论在极端的反犹主义者还是温和的反犹主义者的驾驭之下都会很有效率，显著地拓宽预备役的范围；它会通过组织化的例行行为，而不是通过唤起激情来支配其成员的行为；它只制定按设计应当制定的差别，而不制定那些其成员想要制定的差别，比方说儿童与成人、学者与窃贼、清白与有罪之间的差别；它通过一种责任层次对终极权威的意志做出回应—不管是什么样的意志。①
愤怒与狂暴作为群体灭绝的工具是极其原始和低效的。它们通常在工作完成之前就已经消失。因此无法把宏大的计划建立于其上。这当然并非指那种超越暂时效果的计划，比如恐怖行动的浪潮、砸碎旧的秩序、为新的统治扫清现有基础。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并不需要现代的技术、现代管理和协调的科学方法。而希特勒却需要。我们现代理性社会怀疑并抛弃的正是像成吉思汗和彼得隐修士那样的冒险家和半吊子。现代理性社会正是为希特勒那样操纵冷酷、彻底和系统的种族灭绝的人铺平了道路。
四大屠杀的独特性和常态性
①沙比尼和西维尔，“摧毁良心清白的无辜者：大屠杀的社会心理学”，见《幸存者、受害者和迫害者》，pp.329—30。
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