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情况的确是，如果没有得到及时便捷或者存在于一个较大范围内的合作，执行集体屠杀这样程序繁复事务的官员们将会遭遇到棘手程度决然不同的管理、技术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在第一章里我曾说过，被害社区(doomed communities)的领袖们执行了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预备性官僚工作(比如为纳粹提供记录、把即将被害的人归档)，他们负责监管为受害者维持性命而进行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直至毒气室可接纳他们，他们负责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工作没有让德国人大伤脑筋或者多费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中前后相继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而造成混乱最小的地点，他们为这最后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帮助，屠杀照样也有发生的可能—但它或许会以不同的，或者是不那么令人发怵的篇章进入历史，而仅仅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出于复仇的怒火或者共同的仇恨，施加在身不由己的被征服者身上的严酷的强制和残忍的暴行。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也使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大屠杀面前遇到了崭新的挑战。大屠杀如同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看到那些由理性行为中彻底的现代艺术所引致的过程的产生；可以看到一旦这些过程为实现现代权力欲图达到的目标而被利用的时候，现代权力的新的潜力和新的视野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即使考虑到大屠杀惨绝人寰的一面，提供给我们参照框架的也不是令人发指的种族灭绝暴力中那段血淋淋的历史，而是正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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