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灭亡。
作为一个复杂的有目的的运作过程，大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官僚理性的范式。差不多每件事都以最小的代价和付出赢得最大的收获。做的每件事差不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都是为了动用每个人的，包括那些行将成为成功的计划之受害者的人的技巧和资源。差不多所有无关于或者反对行动目标的压力都被中和了或者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实际上，大屠杀的组织化过程可以编进科学管理的教科书。假如军事上失败的屠杀执行者强加在全世界的意图不是遭到道德和政治上的谴责的话，那么它早已被编进了教科书。为了促进人类事务的高度组织化，少不了会有些杰出的学者竞相研究和总结大屠杀的经验。
从受害者的立场出发，大屠杀包含了不同的教训。其中最紧要的一个是误把理性的缺陷当做组织效能的惟一的衡量尺度。社会科学家也要全面吸取这个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继续研究和总结人类行动效能业已取得的巨大进步——那多亏摒弃了包括道德规范在内的定性标准，并且极少从后果来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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