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第一点开始：如果被试者相信他们与权威代表着的组织之间的联系有永久性，或者至少相信确实有获得这种永久性的机会的话，那么米格拉姆如此令人信服地展示出的权威的效力就会更加深刻。这样，那些明显是因为做实验的缘故而缺乏的额外因素也就此进入到情境之中：比如，由于长期呆在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而在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培养起来的团结与相互义务的情感(“我不能让他失望”的情感)、扩展的互惠(慷慨地为群体中的他人提供的服务，希望，哪怕只是半心半意地希望在日后某个不定的时刻得到“回报”，或者只是让同事或者上司产生好的性情，这也可以在将来派上不可知的用场)，以及最重要的例行化行为(完全习惯化了的行动顺序，它使计算与选择变得多余，并因此使已有的行为模式即使在没有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也不可怀疑)等因素。而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这些因素和类似的因素只会增强米格拉姆所观察到的那些趋势：由置身于合法权威之下而产生的那些趋势；而以上提到的那些因素则无疑增加了权威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有经历较长的时间跨度才会增强到足以允许传统的发展，以及成员之间多层次的非正规交换模式的出现。
然而，第二个与一般条件不同的情况就不是以日常生活中可期望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观察到的对权威的反应了。在米格拉姆谨慎控制的人为条件下，有且只有一个权威之源，而没有其他的一个与之地位相等(甚至说得更简单一点，没有另一个自主的意见)、被试者可以借以面对命令而把命令的有效性进行客观地检测的参照框架。米格拉姆完全知道权威的这样一种不自然的、单一的特性必然带来歪曲的可能性。为了显示歪曲的程度，他增加了一些实验项目，在其中被试者要面对的不止一个实验员，而且这些实验员受到指示要明确表示异议并讨论命令。结果着实令人震惊：在其他所有的实验中都能观察到的盲目服从消失得无影无踪。被试者不再愿意参加他们不喜欢的行动；甚至对他们不认识的受害者，他们也不会受鼓动而对之制造痛苦。在这附加的实验的二十个被试者中，一个在两个实验员故意开始争论之前退出，十八个在争论刚露出苗头时就拒绝进一步合作，而最后一个也只在此后一个阶段就选择了退出。“很明显，权威间的争论使行动彻底瘫痪。”
六 服从之伦理(读米格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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