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最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人堕入要求残酷或者至少是道德麻木的角色中时的心安理得—只要该角色已经切实地被上级权威加固与合法化了。在所有有名的实验中，“堕入角色”的惊人频次使得沉睡者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形而上的依据。我们其实不需要它来解释集体性的变得残酷。不过，涉及到那些相对稀少的个案，其中的个体一旦发现权威的命令与自己的信念有所冲突就有力量与勇气去抵制并拒绝完成的时候，这个概念确实有它自己的意义。一些普通人，平常遵纪守法、谦虚有理、循规蹈矩，也不善冒险，却勇敢地抵抗那些掌权者，忘却结果而优先考虑自己的良心—很像那些极少而分散的、单独行动的人，他们反抗无所不能、寡廉鲜耻的权力，冒着最后遭惩罚的危险竭力拯救大屠杀中的受害者。而要从社会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决定因素”来探究他们的独特性是徒劳的。他们的道德良知，在非战争的状态下蛰伏不动，现在却被唤醒了，确实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品质和个人的所有—跟不道德不同，后者必然是社会性的产物。
他们敢于抵抗邪恶的能力是在他们大部分的生命中的沉睡者。它可能会继续沉睡下去，直至永远，那样我们对之将无知无识。但是这样的无知也许是好的消息。
现代性与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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