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观点是：强劲的道德驱力有一个前社会的起源，而现代社会组织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道德驱力的约束力；也就是说，社会可以使不道德行为变得更合理，而不是相反。西方所鼓噪的没有现代官僚体系和专家的、以“丛林法则”或“拳头法则”统治的虚构世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现代官僚体系自我合法化的需要，它将摧毁从不受现代官僚体系控制的动力和偏好中产生的竞争法则;这种虚构世界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人类朴实的、建立在道德责任基础之上的约束相互关系的能力现在已经被遗弃或被忘记。因此，如果仔细审视的话，那同样的道德驱力会被认为是野蛮的，应当被驯化和压制：文明的进程弱化了这种道德驱力，而后由源于新统治结构的控制性压力取而代之。一旦人与人之间接近所自发产生的道德驱力丧失合法性并瘫痪，那么取代它的新力量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它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制造某种行为：只有掌权的犯罪者才能界定该行为在道德上属于正当。
七一种道德的社会学理论初探
在与查博尼尔(Charbonnier)的对话中，列维-斯特劳斯把我们现代文明定义为 anthropoemic(以区别于anthropophagic);他们“吞噬”他们的敌手，而我们则“吐出”他们(分离，种族隔离，驱逐，排斥在我们人类义务的世界之外)。(译者按：an-thropophagic为“食人族的”之意，anthropoemic除anthropo之前缀外，emic依上下文之意，应由emiction一词而来，即指排溺而言，意为“排溺族的”，二词之对应与“吞噬”和“吐出”之对应相当。)
西方文明的合法化神话把一切自然的(也即前社会的)冲动(并且因此还有在接近条件下的“对他人的责任”)都归入了“动物本能”的范畴，而官僚制精神又把它们归入了非理性力量的范畴，并非出于偶然，这让我们想起了文化进军时期对一切地方性和社区性传统的毁谤，而与文化进军相伴随的，则是现代国家壁垒的竖立和它那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姿态的弘扬性回忆：参看鲍曼，《立法者与解释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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