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盖夫最近对偏见令人难忘的博学的研究中①，他把种族主义和异类恐惧症(对非同类的憎恨)当做同义语来使用。他认为，两者依照复杂化程度的不同表现在“三个层次”上，或者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在他看来，“初级种族主义”具有普遍性。这是自然而然地对不相识的陌生人的存在做出的反应，是对任何形式异质的、令人迷惑的人类生命都会做出的反应。一般来说，对陌生性的第一反应都是一种反感，这种反感时常就会导致侵略行为，并且这普遍都是自发地产生的。初级种族主义不需要鼓舞和煽动；它也不需要一个使其基本仇恨得到合法化的理论—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它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动员的工具蓄意地被强化和利用。②就在这样一个时候，初级种族主义就可能被提升到另一个复杂的层次并转变成“二级”(或理性化的)种族主义。这种转变发生在一个为仇恨提供逻辑基础的理论被提出(并得以内在化)的时候。令人厌恶的他者被说成是恶意的或者“客观地”有害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会威胁到憎恨群体的幸福。举例来说，被憎恨的群体会被描绘成与憎恨群体信奉的宗教所理解的邪恶力量相互勾结，或者也可以被描绘成是一个没有道德的经济竞争敌手；一般而言，社会关联、冲突和分化之现时的焦点强制规定了被憎恨的他者的“有害性”得以理论化的语义领域。仇外，或者尤其是种族中心主义(两者在民族主义泛滥时期得以盛行，而当时一条受到强烈维护的分化界线还在以共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进行论证)，是“二级民族主义”在当代最普遍的一个例子。最后，必须以前两种“较低”层次的种族主义为先决条件的“第三级”或者说神秘化的种族主义，显得与众不同是因为运用了准生物学的论据。
①参看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
②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69—70。梅米(AlbertMemmi)在《种族主义》(Le racisme，Paris:Gallimard，1982)中认为，“种族主义是普遍的，反种族主义则不然”(p.157),并通过引证另一个神秘现象解释了种族主义所谓普遍性之谜：总是由差异引起的本能性恐惧。一个人不理解差异，差异顺势转变为未知，而未知又是恐怖的一个根源。在梅米看来，未知的恐怖“源自我们物种的历史，在这期间未知是危险的根源”(p.208)。这就暗示着种族主义假定的普遍性是物种倾向的产物。种族主义获得了一个前文化基础后，也就不受个体训练的影响了。
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