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恰恰相反，我则认为种族主义正是在实施的性质、功能和操作模式方面鲜明地不同于异类恐惧症—这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例如他们无法充分理解、无法与之很轻松地交流以及无法以一种常规、熟悉的方式行动时，就会正常地体验到的强烈的(并且是感情的而非实践性的)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而异类恐惧症似乎就是当一个人无法控制局势，因而也就无法影响局势的发展和预计其行为后果时，产生的范围更广的焦虑的集中表现。异类恐惧症看起来似乎是这种焦虑现实或者非现实的具体体现—但悬而未决的焦虑很可能始终都要找到一个停驻之所，异类恐惧症在任何时候也都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现象，而在现代性时期就更加普遍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失去控制”(no control)的经验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对这些“失去控制”用一个外来群体所引起的强制性干涉来解释也更能说得过去。
我认为，如果这样描述的话，异类恐惧症与竞争者敌意(contestant enmity)也应当在分析上加以区分，竞争者敌意是指由人类追求认同和划分界线的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更加具体的对抗。在竞争者敌意当中，反感和憎恨的情绪看起来更像是隔离活动的情感附属物；隔离活动本身则需要一次行动、一次努力、一场持久的活动。然而，在异类恐惧症中，外来者不仅仅是靠得太近就令人不舒服，但很容易发现并与之保持距离的明确的一类人，而且是一个集体，不过他们的“集体性”不明显或一般来说难以分辨；其集体性甚至可能会受到怀疑，并经常被其他种族成员掩盖或否定。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者被迫会渗透进本国群体并与之相融合——如果预防性措施没有得以实施并被谨慎地执行。因此，外来者之所以威胁到自身群体的团结和自我认同，与其说是因为外来者使群体本身对一个地区实行的控制或者以熟悉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变得不确定了，倒不如说是因为它模糊了界线自身，并抹掉了熟悉(正确的)的生活方式和不熟悉(错误的)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中间的敌人”的情况——这种情况会激起一股热切的划分界线之潮，而这反过来又会产生对那些被发现或涉嫌有双重忠诚和骑墙罪行的人的深深敌意和憎恨。
③塔盖夫，《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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